在乌卡时代，不能简单用过去发展的轨迹直接线性向前推导出未来的发展。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已经没有太多追赶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口红利的丧失也带来了“从增量向存量”转换的需要。这时候，打破路径依赖，主动求变，就变得十分重要。

中国经济未来的主要挑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经济发展到了人均收入一万美元左右陷入的停滞状态，主要原因不外乎制度改革的停滞、既得利益的杯葛，以及应对危机的不力。

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是“非线性”的。经济不可能自动保持每年高于5%的速度增长，保持一定的增速取决于持续的改革和开放。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更广泛的参与和问题导向的创新，短期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中长期破解老龄化和少子化叠加所带来的人口结构难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需要在保持经济增速和调整经济结构两者之间做权衡。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体量小的时候增速快，体量大了之后，自然会增速放缓。达到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仅仅用增速一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健康程度，显然已经不够。

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技术发展非线性的另一面，它带来了指数级发展的可能，即发展轨迹不是直线向前，而是取得10倍甚至100倍的成长。摩尔定律就是指数级发展的一种描述。

未来的企业家需要专注于指数级发展的终极思维：利用你已经做到的，来设想未来的情景，然后从未来开始追溯这一结果，倒推看看要实现这个结果需要发生什么。

未来的赢家，将是那些了解哪些变化可以产生指数级影响的企业。我们可以肯定，带来巨大变化的新重大技术突破就在转角处了。中国经济转型需要让创新成为发展引擎。

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从追赶向创新改变，开放式创新需要成为未来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创新本身就是“非线性”的，投入与产出不成简单的正相关。

过去一段时间，“卡脖子”技术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卡脖子”技术意味着其技术路径已知，可以通过问题导向来组织攻关，假以时日是可以解决的。

但技术创新不能只有问题导向，还需要投入一部分资源在自由探索上。而自由探索就是探索“未知的未知”，一定是非线性的，也就是预先并不知道结果，更确切的说是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和资源来达到什么成果。

推动开放式创新，核心还是需要思维的转换。旧瓶新酒是创新的大宗。从其他领域中受到启发，把一些相邻领域，甚至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领域的研究整合起来，发现其中的关键点，解决新问题，就是重要创新。从其他领域中也能找到新框架来理解新问题，比如用物理学的方式去构建经济学原理，或者用生物进化和发展的思维框架来理解经济活动中的互动。

跨界也会推动创新。过度的分工可能让人见树不见林。因为面临比较复杂的环境，可能无法得到及时的反馈。甚至，如果目标是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攻克癌症，或者攻克艾滋病，如果只是花大力气在一个比较狭窄的领域内投入资源，可能永远无法解答问题，因为新方法和新工具可能在领域之外。

马斯克让“第一性原理”的概念爆火。仔细想想，第一性原理其实是最重要的常识，也是在乌卡时代具有质疑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前提。

什么是“第一性原理”呢？

就是摈弃所有本不该被当作已知条件的信息，直视无可辩驳的基本事实，然后重新开始推断。或者说，梳理任何问题中包含的人为假设，直指问题的核心。

举两个“第一性原理”的例子。

用第一性原理来思考问题，我们需要做到三点：

首先问自己，我们确认的基本事实是什么？分析自己的假设，剖析问题背后存在哪些人为的假设。

其次，质疑新发现的假设，这种质疑其实就是在挑战经常存在的僵化、顽固甚至自满的现状。

最后，重塑分析问题的框架，探究原本未被触及的领域。

从本质上讲，“第一性原理”的核心是打破框架，解放思想，推动创新。

沿着“第一性原理”出发，我们要学会逆向思考。逆向思考就是在不断提醒自己，世界远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许多问题找不到好的框架或者既定方法处理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调整思考方向”。

奥美的萨瑟兰（Rory Sutherland）曾经说过，“与好主意相反的做法，也可能是个好主意”，其实就是逆向思考。经济学家明斯基在2006年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也曾说过，“稳定是极为不稳定的”，同样运用了逆向思维。

同样，创业圈里常常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以太网的发明人麦特卡夫（Metcalfe）也总结了与投资人交往的原则：

声东击西，逆向思维为的就是打破思维的框架。

逆向思考要观察“看不到的地方”，衡量“测不到的事物”，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更清楚理解问题。

而构建全新思考问题的框架，需要我们有想象力，可以想象另类的可能性，同时会做思维实验。思维实验，需要我们多问“如果，怎样？”（What If）的问题，在大脑中进行反事实思考，抓住“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和社会都很难做试验，因为时间只有一个演进方向，我们不可能像在实验室中随机调整参数，来看可能发生什么。但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会做思维实验，会反事实思考。

当然，真正能做到逆向思考，还需要我们能学会放手。过去的经验再好，不适合了，就得及时松手。在剧变的时代，每个人都得学会转型。

学会放手，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非常重要却特别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常识，即在很多情况下，“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需要做出权衡，做出取舍。因为一方面可能受制于资源限制，做了甲就很难投入资源做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设计局限，想要既敏捷又规模化，不能两全。

比如，我们不可能要求企业既是反应最快的公司，又是最大的蓝筹公司，规模化生产所需要的组织体系与敏捷应变所需要的灵活团队之间有着本质的冲突。无论企业还是社会，不承认权衡可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如果我们观察自然，就会发现任何进化出来的，无论是生理的还是文化的特征，都是某种取舍的结果。例如，任何为了求偶而进化出的炫耀产品，无论是孔雀开屏绚丽的羽毛还是麋鹿雄壮的鹿角，都有其沉重的代价。

实践权衡与取舍思维中，还有一些盲点，需要普及常识来克服。以下三点就值得深刻领悟：负的外部性、非意图后果和收益递减。

当做出决策的个体不必承担这些决策的全部成本时，就会出现负外部性。比如只衡量经济发展而不衡量环保成本时，环境破坏就成为谁都不需要负责的负外部性。

非意图后果也是我们忽略复杂系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弄乱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古老系统就可能会产生一系列无法预见的问题。

最严重的盲点是收益递减，也就是一根筋追求单一可衡量目标本身就会出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固执地追求一个静态目标时，就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而收益却越来越少，这时我们就极大地限制了其他目标的实现。

这一规律在商业和社会中一再体现，因为外部环境在变化，如果策略一成不变，其结果一定是成本不断激增。

总之，不承认权衡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技术的发展需要组织和制度的更新来配合，才能充分发挥技术的变革效果。滞后的制度与先进的技术之间的差距被称之为制度债。制度债成为新技术推广应用最主要的障碍。从电力的发明到电力充分改变改变工厂的布局，花了超过50年的时间；电脑的发明和电脑的普及也花了将近30年。

数字经济时代，技术更新换代和普及的速度更快，OpenAI推出的最新聊天机器人ChatGPT一天就获得超过百万人的注册。但制度的变革远没有技术迭代那么快。乌卡时代，最需要补短板的就是制度建设。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充分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他去世前，要求自己身后，其在新加坡的祖屋需要被拆除，以免自己的旧居成为后人“崇拜”的圣地。他很清楚，新加坡作为弹丸之地，同时也是战略要地，亚洲的最南端，海峡要冲，贸易交汇之地，其依靠的不是历史感，而是一种现代感和前瞻性。前瞻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根据环境的变化来找到新的应对方法，而不是在李光耀身上找到什么祖宗之法可以依赖。李光耀希望给后人留下的是可行的制度，思考的框架。当然，最重要的是向前看。

乌卡的世界，表面是不确定性，是未知的未知，实际上背后是复杂。

任何试图化繁为简，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或者说突出某个问题，而忽略了其他问题的方式，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就如用化学物质保存食物，让工业加工的食物有更长的保质期，其背后也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健康问题。此外，整体并不是简单的局部的加总，整体往往大于局部的加总，这也是为什么氨基酸的小药丸取代不了健康饮食的原因所在。

对待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用简化的思路来应对复杂通常体现在“打好最后一仗”的思维，把复杂问题简化成像象棋那样有明确规则，可以很快分出输赢的有限游戏。有限思维与可能性为敌，消灭可能性带来的纷乱，寻求效率和秩序，追求输赢，追求零和游戏。

而在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玩无限游戏。无限游戏需要有价值观，有长远的目标，能够号召和影响一批人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强调建立一个足够强大、足够健康的组织，让它能够经久不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度。无限思维与可能性为伍，激发可能性而释放红利。

要深刻理解复杂，也需要理解并尊重个体的多样性。社会从稀缺迈向富足，会产生多样性的需求；组织希望均衡发展，需要多样性的人才；推动创新，需要有多元多角度的思考，不同想法的碰撞，也需要创造更为包容的环境，包容有不同想法的人，包容失败。

2022年是地缘政治重新被全球重视的一年。审视1914年和1972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化解地缘政治风险，需要领导者的大智慧。顺着历史的惯性向前走的1914年，当局者以为战争会短暂结束，却不料导致三千万人丧生，四大帝国崩溃的悲剧；逆向思考者在1972年则做出了石破天惊的外交创举。

超越百年的历史对于领导者而言，就是帮助他们配置超乎自己人生阅历之外的视角，同时提醒局内人视角的局限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囿于自己或者同时代人的固有认知，超前地察觉变革的来临，从而更好地趋利避害。

历史有助于领导者做“思维实验”，帮助他们有机会反事实推理历史中的可能性，也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如何走出“战争的迷雾”（局中人的迷雾），可以操作能够实施的洞见。

而从历史周期的视角出发，地缘政治的大博弈需要有超脱过去和现在的怨恨，思考未来世界的前景和秩序的能力。而做到这一点的基础是协商。回到谈判桌前，有不同层面消息互通的管道，知己知彼，不误判，不误算，开启新协商时代。

未来发展的首要目标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做到这一点，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还需要全面分析公共政策中一系列重要领域：育儿、教育、工作（失业保障）、医疗、养老，以及代际之间的理解与公平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涌现出来的相互关联的复杂新问题，对于不同人群，无论是认知还是利益，都有所不同。想要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一起参与讨论，构建新社会契约。

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系列问题的关联性。

构建新社会契约，需要建立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充分讨论并建立起初步共识的基础上。

“未富先老”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挑战。我们面临发达国家同样严重程度的老龄化和少子化，人均收入却只有发达国家人均的四分之一左右。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创新，也需要构建新的社会契约。

以老龄化为例。如果要逐渐推迟退休年龄，需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比如，养老金计划应当允许人们选择逐步退休，确保那些条件允许的人更晚退休以换来退休后的更大保障。同样，推迟退休，企业可能会既有刚入职的00后，也有精力丰沛的60后。帮助60后调整岗位、转变角色，出台降低企业招工中对年龄歧视（对老龄职工歧视）的条款等等，都是需要讨论的议题。

全球现在对老年人也开始有全新定义，60-75岁的老年人对应为年轻的老年人（Young Old），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善，他们虽然退休，但身体仍然比较健康，生活活跃，需求丰富，养老金有保障，可以撑起“银发经济”。75岁以上的老人被称为老老人（Old Old），对他们而言，居家养老、养老院和医疗变成了重要问题。

在医疗问题上，公平性、全民保障（普惠）与持续投入都很重要。一方面需要讨论医疗到底涵盖哪些领域；另一方面，需要探讨技术，尤其是数字和可穿戴技术，如何能更好降低医疗成本。

劳动力人口的缩水也是一个大问题。过去五十年，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超越的十年都是人口正增长的。中国如果想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打破人口负增长的魔咒。当然，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一方面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城镇化还在进行中，还有人口腾挪和内部经济梯次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高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有可能抵消劳动力人口的缩水。

我们正处在大历史的转角处。转过角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情景，我们无法预见。但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相信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参照系：一个技术进步、均衡发展、更加公平、医疗普惠、尊重多元、老有所养、年轻人健康成长的未来……上一个经济发展赶超的阶段已经结束，要实现这样的未来，需要全社会发挥创造性。

首先需要唤起问题意识，问题比答案更重要，这是转换新思维的起点。